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夫妇到布达佩斯机场 迎接习近平主席

鉴于西方法律自古以来对权利（不管谁的权利）的重视，对道德的忽略，西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，将会是人类的严重问题。

最基本的因素也许可说是由于意大利财富的增加，而意大利财富的增加，一是由于她垄断了西欧与东方的贸易。竟燃起了晚清政府的变法热情，大量引进西方成法。

[51] （法）雅克·马里旦著，鞠成伟译：《自然法——理论与实践的反思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52—53页。第三，商鞅明确表示背弃礼乐，蔑视慈仁，他说：辩慧，乱之赞也。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，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，是决不会出现的。第三个例子：当代作家贾平凹在他的《商州纪事》中曾经谈到，在改革开放以前，由于对商品交换的限制，他去到山区农民家，乡里人会非常热情慷慨地把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出来招待客人。简言之，每个人都成为社会寄生虫才是‘理性的（从成本—收益的角度看）。

然而，身处于战国那样的大争之世，群雄争霸，兵戎相见，雄桀之士因势辅时，作为权诈以相倾覆，吴有孙武，齐有孙膑，魏有吴起，秦有商鞅，皆擒敌立胜，垂著篇藉。1988年的修改中却规定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。必须承认，对道德伦理关系中出现的穷凶极恶的现实情况，法治是一种有效的手段，这在世界各大法系中都有或多或少、或明或暗、或对或错的表现，只是在《唐律疏议》中这一点表现得最自觉、最集中、最突出、最有效，因而成为我们所极力推许的中华法系的独出优势。

120—126条，是寄托方面的法律规定。[43] 王世杰著，刘猛编：《王世杰文集》（下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964页。劳氏以‘干名犯义、‘犯罪存留养亲、‘亲属相奸、‘亲属相盗、‘亲属相殴、‘故杀子孙、‘杀有服卑幼、‘妻殴夫、‘夫殴妻、‘无夫奸、‘子孙违教令等款《大清律》皆有特别规定，而《新刑律草案》则一笔抹杀，大失明刑弼教之意，著为论说，遍示京外，朝野多韪其言。在理论上与西方人一样，人人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。

按照荀子人性恶的思想，社会罪恶将不绝如缕，只能用法制来遏止（如《盐铁论》中的大夫所言）。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，用物质生产条件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，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——社会形式，人际关系，制度结构，意识形态等，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引致上层建筑的变化。

试看康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，服从其绝对命令，虽得形而上之高妙，却未能于社会有实施。至于中国，这个中华法系的大本营，也在近代的沦落中迅即地向大陆法系靠拢，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，试图借鉴苏联的法律制度，但并没有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。不过，道与德的联用是很有由头的，管子说：虚而无形谓之道，化育万物谓之德。公正审判大部分是依靠法律标准得以实现的，而这种趋势还在增强。

不忍让和固执己见，是人格有缺陷的标志，没有什么东西重要得不能让步，像人们报酬或享受或职位等等。现代西方法系将保护权利的法律建构得如此完备，还值得褒赞。[19] （美）罗斯科·庞德著，陈林林译：《法律与道德》，第81页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。经义决狱或是以儒典经义背离法律条文，使法律徒具其文，或是经义与法条共决一案，使判决产生歧义，使法律失却其准确性、稳定性。

对应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而来的仁义礼智四端，发自人的本性，更是把孔子关于德的思想推进了，加之这四端具体表现为孝悌、忠恕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等德目，这就完善了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。法律只起补充的作用，为以礼为基础的社会服务。

第三表执行，共八条，是关于判决案子的执行规定。[49]这段话表述随意，很不严谨，而且自相矛盾，不应该是出自一位历史学家的手笔。

既指出我国学者在强敌压境下话语权丧失，又指出在西法殖民下文化自信心的低落。贫者不厌糟糠，穷而为奸，俱陷于辜，刑用不错。这既有悖于原有的法律，又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。事见黄静嘉著：《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》，第92—97页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经义决狱试图揉合德与法的尝试在杨鸿烈看来是失败了，杨鸿烈先生在谈到经义决狱时考证到：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公羊董仲舒治狱》十六篇，《七录》作《春秋断狱》五卷，《隋书·终藉志》作‘《春秋决事》十卷，董仲舒撰，《唐志》作《春秋决狱》，《崇文总目》作《春秋决事比》都是十卷，大概在宋以后都佚失了。[37]这一点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能看到。

这次的争论在当时似乎是守旧派取胜，另外附加了《暂行章程》五条以作《新刑律》的补充更正。以上几处，几乎是我们在《法学总论》中找到的涉及家庭伦理的所有法律，至于关涉道德方面的，却难于寻觅。

既然我们提出重建中华法系，就是要改弦易辙，重回中华法系的轨道，首要的是剖明中华法系的优势，指出中华法系与西方法系的主要区别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

[47]薛先生的结论未见得没有问题，他对中华法系的精髓理解上也不透彻，但他从庞德的书中看到道德与法律的联姻是一个世界级的问题，而中华法系在这方面有良多的可贵经验。所不同的是，康德的道德过于高冷，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排除了七情六欲，以致黑格尔批评他说：如果应该为义务（责任）而不是为某种内容而尽义务（责任），这是形式的同一，正是这种形式的同一排斥一切内容和规定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善与恶都有人性之根，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下，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性表现，性善，性恶，性非善非恶，均从出于人性，与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结合，演化出人生百态。[73]韩非子的主张，得到秦始皇的嘉许，并在秦国推行开来，在富国强兵的同时，却又使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，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。不要悲叹人性只有恶（或上帝的原罪），其实还有善。嫌犯都要用指印，往往要用比现在最开明的城市所用的要稍为残酷的拷打，来诱取嫌犯口供。

把德政与法制截然对立，固然不对，而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是否会好一些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[69]这是黑格尔惯用的晦涩语言，其实就是说，道德在没有展现其行为时，只是主观的。

礼的起源有一段被人们广泛引证的论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。呜呼，国势衰则文运颓，近代百年，旧法隳坠，新法续貂，中华法系面临绝祀断代的危险。

127—194条，涉及家庭婚姻与继承的规定。我们这里再举一位对中华法系颇有研究的德意志人何意志，他的一本《法治的东方经验》，曾得到中国学者的推许。

具体来看，在《唐律疏议》第一篇名例律中的十恶项下，集中反映了道德伦理中的恶的对立，开始有一段总揽性的文字：【疏】议曰：五刑之中，十恶尤切，亏损名教，毁裂冠冕，特标篇首，以为明诫。法典确认神权政治，赋予国王无限权力，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。参见（德）耶林著，郑永流译：《为权利而斗争》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，第98—100页。这里我们这么长的引了这段话，还有一个目的，是要让读者记住，庞德心目中所钟情的法律中的道德到底指的是什么？从这段话来看，主要就是法律所体现的正义、审判者的道德判断、行为人的诚实等等，这些并不符合我们在后面所要界定的法律的道德内涵。

「疏」议曰：谓贤人君子，言行可为法则者。再说法律的根本遵循，在当时的认知水平和语境下，就是德、礼。

犯十恶之罪的人不在此列。[22]在此案中，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假家庭伦理道德之名，解脱甲藏匿乙之罪，把伦理道德混同于法律法规，甚至取而代之。

十、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、妻子、奴仆、牲畜以及他人的一切所有物。其实，在《唐律疏议》中，除了对道德伦理关系的保护外，也有对权利义务关系的保护，具体体现在有关生命财产的诸多条文中。